2017年，特朗普政府签署“禁穆令”（即“第13769号行政令”），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，引发全球哗然，这一政策不仅是美国移民史上的一个争议性节点，更折射出美国深层的社会困局：在全球化退潮、民粹主义崛起的背景下，安全焦虑、经济矛盾与身份认同危机如何交织，将美国推向移民政策的“十字路口”，特朗普的移民禁令，既是这种困局的产物,也进一步激化了美国社会的撕裂。
安全焦虑：反恐叙事下的“他者”建构
特朗普移民禁令的直接导火索，是“反恐”与“国家安全”，政府声称，这些国家的公民存在“潜在恐怖主义风险”，需通过禁令“保护美国本土安全”，这一说辞背后，是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“伊斯兰恐惧症”与对“外来威胁”的过度放大。
“9·11事件”后，反恐成为美国政治的“正确叙事”，而穆斯林群体被刻意塑造成“安全威胁”的符号，尽管数据显示，美国本土恐怖袭击极少与穆斯林移民相关（FBI统计显示，2010-2020年，极右翼极端主义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超伊斯兰极端主义），但政客却利用民众对“未知”的恐惧，将移民问题安全化，特朗普的“让美国再次伟大”（MAGA）口号，本质上是通过排斥“他者”（穆斯林、拉美移民等）来凝聚“美国本土”的认同感，但这种建立在恐惧基础上的安全政策，不仅违背了美国“移民国家”的历史传统,更加剧了族裔对立。
经济矛盾：全球化冲击下的“零和博弈”
移民禁令的另一重逻辑，是经济保护主义，特朗普声称，移民“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”“挤占了社会福利资源”，尤其在制造业衰落、中产阶级萎缩的背景下，这种说法获得了大量底层白人的支持。
美国经济对移民的依赖远超想象：移民占美国劳动力的17%，在农业、建筑业、服务业等领域的比例更高；硅谷的科技公司中，超过40%的创始人是移民或移民后代；移民每年为美国贡献约2万亿美元GDP，占经济总量的10%，全球化的“赢家通吃”效应导致美国部分地区（如“铁锈地带”）被边缘化，民众将不满归咎于“移民竞争”，而非资本与技术变革的结构性矛盾，特朗普的移民政策，正是这种“零和博弈”思维的体现——通过限制移民，将国内经济问题转嫁为“外部敌人”,却忽视了移民对美国经济的长期推动作用。
身份认同：“白人美国”的衰落与焦虑
更深层次的困局，是美国“国家身份认同”的危机，自建国以来，美国以“大熔炉”自居，强调“美国信念”（American Creed）——即自由、民主、平等的理想对各族裔的包容，但随着拉美裔、亚裔等移民比例上升（2050年，白人将不再占美国人口多数），传统的“WASP”（白人、盎格鲁-撒克逊新教徒）文化主导地位受到冲击。
特朗普的支持者中，许多是感到“被时代抛弃”的白人蓝领与中产阶级，他们认为，移民政策的“开放”与“政治正确”，正在侵蚀“美国的文化根基”：西班牙语的普及、多元文化教育的推广，让他们担忧“美国不再是那个熟悉的美国”，这种对“白人美国”衰落的焦虑，被特朗普转化为排外主义的政治动员——“禁穆令”不仅是对穆斯林群体的排斥，更是对“盎格鲁-撒克逊文化优越性”的捍卫，这种基于族裔身份的排他性认同，与美国立国以来的“移民精神”背道而驰,也让美国在国际舞台上道义形象受损。
困局的延续：拜登政府的“纠偏”与未解之题
拜登上任后，虽废除特朗普的“禁穆令”，试图通过移民改革展现“包容性”，但美国社会的深层矛盾并未消失，边境移民危机持续发酵（2023年美墨边境非法移民 apprehensions 超过200万人次），两党在移民问题上的对立依旧尖锐（民主党主张“人道主义”，共和党坚持“边境安全”），而经济焦虑与身份认同的撕裂，仍在为极端移民政策提供土壤。
本质上，特朗普的移民禁令是美国“例外主义”神话破灭的缩影：当美国无法再通过“全球领导力”解决国内问题时，便转向“内向收缩”，试图通过排斥外部矛盾来维持内部稳定，但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，只会让美国在“安全”与“自由”、“包容”与“排外”的摇摆中,进一步消耗国家凝聚力。
特朗普移民禁令的背后，是美国在全球化时代的身份迷失与制度困境，它提醒我们：移民问题从来不只是“边境管控”或“签证政策”，而是关乎一个国家如何定义“自我”、如何处理“多元与统一”的核心命题，若美国无法正视安全焦虑背后的政治操弄、经济矛盾背后的结构性失衡、身份认同背后的文化焦虑，类似的“禁令”或许仍将以不同形式重演，而真正的“伟大”，或许不在于筑墙排斥，而在于能否在多元中凝聚共识，在变革中守护“人人生而平等”的立国之本。
